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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版圖謀變:600余所大學擬轉職業技術類高校

新聞中心

高等教育版圖謀變:600余所大學擬轉職業技術類高校

 

  陳磊是北京一所職業高中的畢業生,今年3月初,還沒有到畢業季,已經有三家企業找他了。他自己綜合考慮了一下,選擇了北京亦莊開發區的一家外資企業,“稅后工資3000多”。

  劉倩則奔波在另一個戰場上。她是北京一所市屬高校經濟專業的畢業生,至今還沒有找到工作。馬上臨近畢業,她已經托安徽老家的親戚在當地找工作,“再找不到就回老家去”。

  陳磊和劉倩的遭遇,在中國當前是一個縮影。統計數據顯示,今年有700多萬畢業生即將畢業,媒體上再次響起“最難就業季”的聲音。

  硬幣的一面是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另一面則是國內企業大量存在的“用工荒”。

  “中國解決就業結構型矛盾的核心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我們認為是現代職業教育。”教育部相關負責人稱。有鑒于此,中國高等教育的版圖將重新調整,600多所地方高校向技術類高校轉型。一場涉及到全國高等教育版圖再調整的改革正在緩緩拉開大幕。

  不過,有接受采訪的多位高教領域人士亦表示,擔憂本次改革“一刀切”的模式,可能會造成新的后遺癥。有業內人士建言,高等教育轉型應與市場需求相結合,政府應把更多辦學自主權還給高校,讓高校成為選擇辦學路徑與方向的主體。

  “五大重點”、“四大改革”

  正在四處為工作而奔波的陳磊和劉倩們可能還不知道,一場或將影響他們師弟師妹命運的中國高等教育版圖大變局,已在醞釀發酵中。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決策層目前已擬定了一份關于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發展的新規劃,并計劃在年內召開全國職業教育大會。

  其實,此前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上,分管職業教育的教育部副部長魯昕在其發言中已披露了此次政策設計的一些主要內容。

  據魯昕透露,即將展開的改革將包括五大重點:建設一個以就業為導向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教育模式、教育機制,人才培養模式,以就業為導向;建立系統化培養,技術技能人才的體系;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貫穿體系建設全過程;構建開放內外銜接的人才成長立交橋;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用市場的力量來辦學。

  具體而言,政策將圍繞上述五大重點推進四個領域的改革。

  其中,最為主要的改革政策將包括打通職業教育斷頭路,與普通高等教育形成人才培養的“立交橋”機制;重新調整普教與職教比例,600多所新設立的地方高校向技術類型高校轉型;未來高考分技能型與學術型人才兩類考核。

  “總之,我們想通過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來解決中國教育結構調整和改革問題。”魯昕表示。

  在她看來,通過教育部部署的四項改革,最終可以使中國的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符合市場需求的結構,促使課堂、教材、教法以及老師的觀念都緊緊圍繞市場,從而解決就業增長與就業的包容性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文件出臺之后,再過三年看中國的高等教育,它的結構就會更加合理,那么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就會得到很大的緩解。”魯昕稱。

  而在不久前,178所本科院校在河南駐馬店達成“駐馬店共識”,成立了應用技術大學聯盟,部分本科院校轉型職業教育慢慢已經步入軌道。

  有職業教育領域專家表示,一場涉及到全國高等教育版圖再調整的改革正在緩緩拉開大幕。

  “大國重器”而非“大國重技”

  “隨著國內部分高校,尤其二、三本的學校就業確實太差了,就業率去年是77%,所以有些學校是改革倒逼,不得不改革,不是我們想一個辦法把它搞成這個類型。” 中華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中華職業教育社常務理事余祖光表示。

  此番中國高教版圖大調整,政策的短期出發點是針對日益嚴峻的大學生就業難問題。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達727萬,為歷年來最多,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不久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主持召開了主題為“確定進一步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表示,要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今年就業工作的突出位置”。

  “隨著國內部分高校,尤其二、三本的學校就業確實太差了,就業率去年是77%,所以有些學校是改革倒逼,不得不改革,不是我們想一個辦法把它搞成這個類型。” 中華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中華職業教育社常務理事余祖光表示。

  余祖光講了他遭遇到的一件事:

  有一所面向西部少數民族的本科院校,針對少數民族地區在內地上學的大學生回家鄉因為缺乏實用技能就不了業的現狀,跟當地的勞動部門開展了職業培訓。政府財政給每個學生補貼5萬塊錢,資助他們回內地這所學校培養一年,再回企業去應聘。

  “這是對我們教育極大的諷刺!上四年大學花多少錢啊,培訓一年就花5萬,這受得了嗎?” 余祖光說。

  硬幣的一面是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另一面則是國內企業大量存在的“用工荒”。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產學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學教授查建中教授透露:2013年,全世界最大的人力資源公司萬寶盛華集團做了一份各國產業人才缺口調查,調查覆蓋42個國家的3.8萬家公司。企業雇主的反饋顯示,中國缺口最大的是本科教育,第二位是高職,第三位是研究生。

  “相較于2012年,中國全國范圍內的人才短缺上升了12%,而這個數值全球參與調查國家的平均值僅為1%。” 查建中說。在他看來,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的大學大部分是自娛自樂,不知道職場需要什么人”。

  教育部副部長魯昕也算了這樣一筆賬:現在中國每年新增勞動力人口約為1700萬人,其中受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畢業的是1400萬左右,大學畢業生約為700萬。統計數據顯示,中美兩國的大學生就業占比人口比重,農業領域中國是0.6%,美國24.6%;制造業中國10.3%,美國30.6%;交通業,中國10.8%,美國27.1%;商貿業中國11%,美國28.6%。

  “這說明我們高等教育的人數沒有多、沒有過剩,現在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我們培養什么類型的人,辦什么類型的大學非常重要。”魯昕稱。

  在她看來,短期突出的一個重要矛盾,是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和市場上所需要的技術技能人才供給不足的矛盾。

  “解決這個矛盾的核心是什么?中國解決就業結構型矛盾的核心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我們認為是現代職業教育。”魯昕表示。

  而在5月初,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財政部相關負責人曾就國辦印發的關于做好2014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進行過解讀。相關部委負責人明確表示,“創新高校人才培養機制,提高辦學質量,是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結構性矛盾的根本舉措。”

  對于決策者而言,還有另一個長遠的考量,就是與中國正在推進的經濟轉型相配合。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高層對此已達成共識:正是由于中國職業教育發展不夠充分,使中國制造、中國裝備質量還存在許多缺陷,與發達國家的高中端產品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中國制造’的差距主要是職業人才的差距。制造產品主要靠職業人才,但我們制造業從業人員中,中級職稱以上的人員比例,與發達國家的比例差距還很大。”李克強總理曾表示。

  有職業教育領域的人士表示,中國目前正處于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當中,這個過程迫切需要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現代企業是啞鈴型的用工結構,前后端是研發和銷售服務人員,中間是生產一線人員。當前國內的教育體系與企業的人力資源結構的需求還有不小的差距。

  “我們現在是‘大國重器’,而不是‘大國重技’。” 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廣東嶺南職業技術學院校長俞仲文表示。

  在他看來,中國的發展重引進、輕消化吸收,落后了就引進,再落后再引進。除了政策原因之外,中國大學培養目標的缺陷以及課程設置的缺陷是最重要的因素。

  “工業化沒有完成就迎來了信息化,市場化沒有完成又迎來了全球化,面對雙重壓力和雙重挑戰,我國的各級各類高校還沒有準備好,所以這個問題是很嚴峻的,” 俞仲文認為,“高教版圖的調整,要與改變我國在世界產業鏈中于中低端結合起來。”

  攀登“山尖”,鞏固“山基”

  從日本半個世紀以來的科技體制與教育體制的發展路徑來看,俞仲文認為,最值得借鑒的是把高教板塊調整成兩種類型的高等教育并存,一種是普通高校,一種是高職高校,“既能承擔各自的任務,又能相互貫通”。

  “重構高教版圖要充分借鑒日本三次轉型升級的他山之石,我們格局要大一點,不要光看到幾個本科院校的歸隊。”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廣東嶺南職業技術學院校長俞仲文表示。上個世紀80年代末,俞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學訪學,系統了解過日本高等教育發展的路徑。

  據他介紹,早在195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了“貿易立國”的發展主張,大量引進國外半個世紀以來積累的高新技術,而日本的大學則在這波“引進潮”中扮演了消化吸收的重要作用。

  197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技術立國”的理念,從主要靠引進和消化吸收轉變為主要靠開發獨創性的自主技術,從主要為應用研究到應用與基礎研究并重。

  “當時,日本人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加強山腳跟加強山尖并重’,山腳就是培養應用技術大軍,山尖就是指培養創新型拔尖人才,他兩種人才都要。”俞仲文說。

  在上述指導思想下,日本的經濟結構在1980年代發生了一次大的躍升。

  到1980年,日本的鋼鐵、汽車、船舶、數控機床、機器人、彩電、錄像機、錄音機、電子計算機、小型復印機、現金收點機、手表、照相機等十五項產品產量都已躍居世界首位。其中,鋼鐵、汽車的產量超過了美國。世界最大的5座煉鋼爐,日本占了4座。

  “我們的寶鋼就是那個時候引進的,但是很可惜,我們今天還處在日本當年的發展階段。你們看15種產品多少種是我們可以自主生產的?”俞仲文遺憾地說。

  而在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科學技術基本法》,提出“科學技術創造立國”。強調以知識經濟時代的新視角重新審視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重新審視他的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提出除了生產技術、機械領域等應用研究繼續保持對美國的優勢,其他如生命科學、物質材料、信息電子、海洋與地球科學、能源技術要“追趕美國”。

  “正是在這一段時期內,日本出現了大量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俞仲文稱。

  而轉型升級造就了日本高技術產業在世界的領先地位,頗為有趣的是,日本國內優秀的制造能力、制作技術是通過80%以上的中小企業實現的。比如,僅有6名職工的岡野工業公司,獨占了用于鋰電池不銹鋼外殼的日本市場。

  從日本半個世紀以來的科技體制與教育體制的發展路徑來看,俞仲文認為,最值得借鑒的是把高教板塊調整成兩種類型的高等教育并存,一種是普通高校,一種是高職高校,“既能承擔各自的任務,又能相互貫通”。

  因此,俞仲文建議,本輪中國高教版圖的調整,也要兼顧兩個部分,即實施高等科學教育和工程教育的普通大學不光要重視搞應用,而且最重要的還要搞重大科學技術的攻關和研發,承擔攀登“山尖”的任務;實施高等技術教育的高職院校不光要讓學生掌握熟練技能,而且還要讓學生具有創新能力和技術的應用能力,承擔鞏固“山基”的任務。

  除了日本的經驗之外,職業教育強國德國的一些成功經驗,也內化為本次中國高等教育版圖調整的改革方案中。

  “我們提出中國要建設一個以就業為導向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教育模式、教育機制,人才培養模式,以就業為導向。用中國人的話叫,學中做、做中學,那么這個經驗、這個模式、這個機制,我們當然也借鑒了德國等一些國家的經驗。”教育部副部長魯昕稱。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在本次方案設計中,德國教育體系的“雙元制”立交橋模式被較多地予以借鑒。

  “德國教育體系最主要的特點是它從中等教育初中階段就有一個學生的分流。” 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職業教育領域項目官員盧蕊表示。GIZ是一家德國聯邦非盈利機構,主要的任務是在做國際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國際合作和國際教育培訓。

  據盧蕊介紹,在德國的教育體系中,從初等教育開始就融入了職業教育的內容,并可以在不同的教育階段進行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轉換。

  在中等教育Ⅰ階段(相對于中國的初中階段),由主體中學、實科中學、文理中學以及綜合學校構成。其中,文理中學是比較傳統的中學;主體中學、實科中學則是專門為了職業教育培養技能型人才,畢業生以后將進入職業教育體系;綜合學校則是包含這三種學校的教學特點。

  在由一份德國統計局提供的數據顯示,德國現有高校430多所,主要分為綜合性大學(Uni),應用技術大學(FH)兩大類。其中,綜合性大學數量僅占總數的1/4,應用技術大學數量則達到了1/2。而從2011年入校學生資質百分比數據看,就讀于應用技術大學的學生中有54%的學生都來自文理中學以及綜合中學。

  顯然,德國教育的“雙元制”特點在此處體現得淋漓盡致。

  “我們大約有85%的學生在學校期間就可以跟企業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這個叫‘直接進入率’,這個85%在其他學校教學形勢下是沒有可能做到的。”盧蕊稱。

  據她透露,德國教育的“雙元制”培養模型近年來也逐漸在大學中盛行。其主要模式是采用了“學習培訓一體化模型”,學生在整個大學過程中會獲得大學的畢業文憑,同時可以選擇職業培訓的內容,跟大學相關的某一個具體的職業工種進行這個職業培訓,最后獲得國家承認的職業培訓證書。

  “這也是目前德國教育發展的一個方向。”盧蕊表示。

  600余所高校,往哪轉?

  顯然,本次高校轉型的主力軍鎖定在“以2000年以來新設的600多所本科高校為重點”,決策層有解決上一輪擴招后遺癥的意圖。

  本輪改革,首當其沖者是中國高等教育版圖中的600余所“新生力量”。

  “以2000年以來新設的600多所本科高校為重點,引導部分本科高校加快轉型發展步伐,更加直接地為區域發展和產業振興服務,通過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學結合,培養生產服務一線的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逐步實現人才培養和就業需求的無縫對接。”教育部副部長魯昕表示。

  而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在國務院正在擬定的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文件中,也有相關表述:

  “根據區域發展特別是產業轉型升級需求,采取試點推動、示范引領等方式,引導一批本科高等學校向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轉型,重點舉辦本科職業教育。獨立學院轉設為獨立設置高等學校時,鼓勵其定位為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建立高等學校分類體系,實行分類管理,加快建立分類設置、評價、指導、評估、撥款制度。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向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傾斜。”

  熟悉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歷程的人都知道,中國高校版圖的上一次巨變,始于1999年。1998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亞洲開發銀行駐北京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以個人名義向決策層提交了一份名為《關于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擴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議書,被采納。1999年,一場以“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為目標的轟轟烈烈的高校擴招運動開始。當年,全國高校招生數達160萬人,較前一年增長42%。

  新設立高校也如雨后春筍一般,教育部數據顯示,截止到2013年6月21日,教育部批準的全國普通高校共達2198所(其中不包括軍事院校和一校兩地辦學的);高職專院校共有1321所,多是近15年成立的學校;而在高職專院校中,建校滿15年的院校僅146所。

  此外,獨立學院有292所,其中162所院校建校剛滿10年,130所院校辦本科的學校歷史不足10年。

  顯然,本次高校轉型的主力軍鎖定在“以2000年以來新設的600多所本科高校為重點”,決策層有解決上一輪擴招后遺癥的意圖。

  1947年出生的俞仲文,經歷過中國教育發展的歷次變革。對于本輪改革他是持支持態度,“很欣喜,但是又有點酸溜溜的,倒吸一口氣”。

  “教育部在2000年就開始調整高等教育版圖了,我是親自的經歷者,如果我們設想一下當初的頂層設計是兩個板塊的話,可能今天就不會再有這種炒回鍋肉這樣的角色了。”俞仲文不乏遺憾。

  而有職業教育從業者則提出了更為尖銳的批評意見。

  “這次為什么規定只有2000年以來新建的本科才可以搞技術應用大學呢?1300所高職院校為什么就不可以成為轉型升級的側翼呢。我們做不了主攻手,做個側翼也可以吧?” 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院長單強說。在他看來,教育部這次出臺的政策,總體感覺還是“長官意志”。

  北京化工大學北方學院發展規劃處負責人王秀平也表示,高校轉型是“內生型需求”,而不應靠行政力量來強迫。

  她所在的北京化工大學北方學院,原來是一所獨立學院,2013年跟母體學校脫鉤“轉設”成功,校址遷址河北管界的燕郊,更名為“燕京理工學院”。作為一所三本院校,為了生存,該校一直秉承“辦有用的大學”的理念。

  以燕京理工學院開始的汽車服務專業為例,是北京化工大學和北京北方投資集團公司合辦的。北京北方投資集團公司它有幾個業務板塊,包括汽車、建筑以及教育。現在企業下屬12所學校,燕京理工學院是第一所與它開展合作辦學的。學校的專業學制都是3+1,學生有一年的時間都要在企業。

  “我覺得政府不要從上到下要求600多所一定怎么樣,其實我們早就考慮辦學過程中怎么和企業真正融合的問題,”王秀平說,“讓學生在學校就能受到一個很好的職業訓練,這個恐怕是最重要的。”

  而在單強看來,政府推動改革有兩種路徑:其一,行政命令,強制你必須轉;其二,把渠挖好,就是包括優惠政策、財政支持在內的政策之渠,讓學校自己選擇,水到渠成。

  “可能領導很英明,決策很正確,但是用鞭子抽的轉型和我發自內心的轉型是不一樣的。”單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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